[摘要]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新建3500家博物馆，但是大量的新兴机构既没有展览，本身建筑质量也很差，而且还位于远离人群的位置。

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新建3500家博物馆，但是大量的新兴机构既没有展览，本身建筑质量也很差，而且还位于远离人群的位置。

“这些项目的规模、施工质量、审美水平各不相同。” 北京国际设计周活动总策划毕月（Beatrice Leanza）表示，她透露说，除了中央、地方政府主导的一些美术馆项目以外，私人资本也正在大量涌入这个领域。

“这类投资主要注入当代艺术领域，房地产开发商、银行，以及富豪转型的收藏家，在过去4、5年间大量涌现，她将这些新的投资者描述为“艺术赞助人和暴发户，怀着慈善的想法，或者仅仅是自我膨胀”。

上海的“设计共和”创始人之一、设计师郭锡恩（Lyndon Neri）也认为，许多建筑不过是私人收藏家显摆的工具而已。

“用金钱来购买文化，这种欲望在当今特别盛行，”他说，“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绝对买不到文化。”

隈研吾、史蒂芬·霍尔和大卫·奇普菲尔德等国际知名建筑师，当然也包括不少中国的建筑师，均参与了这场此起彼伏的盛大浪潮之中。

目前在建的项目包括让·努维尔设计的中国美术馆，伦敦V＆A博物馆在深圳蛇口的分馆，而香港的M+博物馆项目也已启动多年。

在M+博物馆设计和建筑策展人陈伯康（Aric Chen）看来，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占用了巨大土地面积，外在造型极具雕塑感——无论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抑或在广袤的郊区。但是，另一方面，陈伯康认为，建设者常常对博物馆建成后内部软件的运行欠缺考量。

“很多人喜欢把事情做大，” 陈伯康告诉Dezeen，“但是只关注硬件，却很少关注软件。”

郭锡恩也认可这样的观点，他说有钱的业主常常认为建立一个宣言式的博物馆就足以体现其文化实力，所以并不觉得有必要为内里的呈现多做考虑。

“这个国家的有钱人觉得他们只要出钱兴建博物馆，就可以自动拥有文化，”他说，“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文化建筑并不等同于文化本身。”

中国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出政策促进文化经济发展。这些举措刺激了公共和私人资本向创意产业领域的投资。其目标是在2015年前让中国拥有3500座博物馆。该目标提前3年实现。

“文化消费是中国经济从制造和进出口行业向国内消费、服务、旅游、创意等多样化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 陈伯康表示。

随着众多文化建筑的涌现，同时，中国的中产阶层也正在成长，他们对于艺术与设计、传统文化都充满兴趣。

“当国家经济实力强盛了，人们很自然会对进行文化寻根，” 郭锡恩说，“他们很自然会希望探求个人的身份、文化、历史。”

新兴美术馆的兴建潮始于大型城市，200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同样推动了大波建设项目，包括文化设施。

在北京，老厂房区域被改建为798艺术区，故宫附近将建起由德国建筑师奥雷·舍人（Ole Scheeren）设计的嘉德艺术中心，而让·努维尔的中国美术馆正在鸟巢附近开工建设。

在上海，徐汇滨江被改造为西岸文化艺术区，大量私人美术馆、艺术中心、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散落于此。包括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外滩附近的外滩美术馆则由英国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设计改建。

其他省市也迅速跟进，希望毕尔巴鄂效应——因一座奇观性的建筑而引领全城的文化旅游业复兴乃至提升其国际地位——能够在各地得到复制。

现实是，一些博物馆被建设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糟糕城市规划的结果，当周边的项目被取消，博物馆便只能尴尬地孑然独立。

“在中国，有时候造一座美术馆并没有那么单纯，因为它往往可以吸引公众参与，所以常常被作为房地产开发的一种工具。” 陈伯康表示。

他认为，在农村地区的小规模项目往往更加成功，作为建筑，能够更加适应周边环境，也容易成为真正为民所用的公共资源。

“我看到很多小的，在农村地区的实验性项目，和周边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而且，很多情况下，确实能够与当地社区发生关系。”他说。

毕月对此表示赞同：“有很多其他项目，TAO迹.·建筑事务所、刘家琨、安藤忠雄、王澍等人设计的项目，可能坐落于不太知名的区域，藏品也不太引人注目，但是却更加注重与当地居民、文化环境和物质历史的交流沟通。”

“可悲的是，人们往往对美术馆的外在设计考虑很多，却忽略了内部的收藏。”她提及北京的民生现代美术馆。

这座美术馆由朱锫建筑事务所设计，其原址是一个旧厂房，其几何形状的金属表面非常引人注目。但是，当它在2015年9月开业时，从照片里看，大部分都是空荡荡的。

郭锡恩认为相对而言香港人做得更好。M+博物馆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设计，坐落于西九龙的滨海地区。

“如果你看香港M+，他们正在做正确的事，” 郭锡恩认为，他们既注重建筑的标志性，同样也关注建立系统性收藏，两者齐头并进的方式，很值得大陆的项目借鉴。

“建筑还没有完成，但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已经为收藏做了充分准备，也拥有非常详尽的计划。”他说。

在郭锡恩看来，大舍建筑工作室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大卫·奇普菲尔德的上海外滩美术馆，以及北京MAD建筑事务所的鄂尔多斯博物馆是其他的成功案例。

不谈其文化影响，这些巨型项目为国际建筑师提供了一片实验田，这在经济风暴中世界其他地区是不可想象得。然而，中国经济增长也有放缓趋势，也许对于雄心勃勃的建设项目会产生影响。

“中国依然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建筑实验室，” 陈伯康表示，“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不好。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会诞生一些新的东西。”

“我不认为建筑的实验会很快结束，”他补充说道，“政府项目可能会更加谨慎，但在私人领域，精灵已经被放出瓶子了。”